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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诗人、文艺理论家章闻哲答诸暨日报问

时间:2019-12-05 16:18:50 来源:诸暨日报

诸暨日报·文化周刊访谈“探寻艺术在人类发展史中扮演的角色”——诸暨籍青年诗人、文论家章闻哲访谈录

Q:社会主义美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美学的?

A:这个时间应该始于2012年,也就是我在写《散文诗社会》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然切入到这个主题里。当时我的前辈兼诗兄——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林美茂,提出让我来写一本散文诗方面的理论,他之所以让我来写,我想有三个理由:一、我写散文诗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创作上颇有新锐之气,同时我在诗歌理论上所持的见解也大多为他以及我们周围的师、友所认同;二、正是由于这种认同,他和“我们”散文诗群主要发起人周庆荣,一致觉得让我来阐发“我们”散文诗群的创作理念以及散文诗这一文体的意义会比较可靠。三、我相对来说比他们更有时间,同时我又是刚进入这个文体的写作不久,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距离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散文诗这一文体内部的争端与发展根源,乃至局限。我很庆幸自己可以在一个外力的推动下去从事这个研究,在研究散文诗的过程里,我发现了这一文体的最早起源其实是一种过渡社会里由于社会的复杂性而产生的、符合社会心理表达需求的一种综合性文体。这种综合性,简而言之,它正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每个历史阶段都会有一个“现代”,因此“现代性”源远流长,同时又必然是时代之最新的属性。就这种“最新”来说,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社会主义这个制度下的社会与时代,是否也是这种“最新”的表现,也就是说,是否“足够现代”.——这样,我便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美学的议题里。我首先探讨的当然是诗歌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表达——政治抒情诗。这一类型的诗歌,它的一种显著的特征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传统及其历史需求密切相关。简言之,一般的理解里,政治抒情诗是歌颂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或者它是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情感的。其文学性在改开以来一向颇受争议。我作为一个有志于诗歌或文学批评的写作者,讨论这个问题是我的本务。然而,我所讨论的,当然不仅仅是要把社会主义美学与政治抒情单独地对应起来。社会主义美学有其更广阔的含义。

Q:您接触社会主义美学的契机是什么?

A:这个答案已然在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中。但我可以再补充一点,那就是与贺敬之前辈的友谊可能也是促使我关注这个议题的关键因子。众所周知,贺老是一位政治抒情诗人,他创作的目的或动机都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宗旨一致。如果要谈论他的作品,我们必须谈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由无产阶级革命中诞生的社会,以及这种社会在一种人民的立场上被创建时所呈现的基本的审美情趣与德性,乃至价值和意义所在。假如有一种否定社会主义价值的审美态度,那么我们既然已身处此种社会,我们就越发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自身在此位置上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从审美本身来展开论证是最恰当的,因为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避免在一种上层建筑的主观命令中来决定我们对社会的种种价值评判。

Q:作为一名青年诗人,您是怎么想到研究社会主义美学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较严肃的课题?

A:你提的问题有点像俄罗斯套娃,你会发现,你提的每个问题其实都可在上一个问题的回答里找到答案。不过,无一例外,尽管在上一个回答中已然有了这里的答案,我还是要再行补充,在当前这个问题里,我想还是要有一个更正统的回答:也许当下许多人对社会主义本身的可审美程度有些错误的理解,换言之,就像吴帆,你作为一名90后,大脑里可能根本没有打算对“社会主义”这类术语产生兴趣。因为你是在一个更开放的社会环境里长大的。这个环境它叫“特色社会主义”——但你们可能只想领略开放的氛围,领略全球化语境里相同的文化气候,而对地方、民族那些狭隘的概念与界限表示拒斥。然而,我们得有一个更客观的理解与态度,在一种制度下的社会种种是有其实际的界域的,它不会完全雷同于经济流通中的貌似无界的场域。我们得有我们的自信,确立我们所认为的价值坐标。这就是我作为一名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之所以要阐述社会主义美学的最根本的出发点。说到这里,我们不妨重复一下总书记的观点:要有制度自信。自信从何而来,从审美中来。这种审美不是简单地评价一下你这个服装、姿态造型美不美,而是在与历史社会的比较里,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里来检查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究竟有何优越性,究竟有没有可能让人类走向更光明的前景。人类最美的风景在于福祉本身,我们的美学的根源也在这个对于福祉的追求里。

Q研究社会主义美学有什么现实意义?

A:根据上述,它的主要意义也就在于从诸历史社会的审美观照里,揭示社会主义本身对于人类造福自身的科学性可能。因此它不仅是美学,而且是社会学与人类学。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美学的研究中,看到一些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不足,或者说看到矛盾。现代社会最大的理性在于正视问题,正视矛盾,然后解决。因此这种美学研究并不回避社会问题,相反,它须把它当作基本任务。

在你提到这个问题时,我怀疑你再次把社会主义美学理解为一种社会主义创建初期带有诸类历史遗留问题时的那种单纯的文化改革运动中所揭示的美学。或者说你把它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公有制社会所曾经呈现过的带有激进倾向的历史审美形态。我要重申的是:我们所处的当下就是社会主义,或者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与这个制度下的社会运营有关,因此,你我都不能脱离这个名号——社会主义,来谈论我们的本质。就社会整体而论,认识我们自身当下的存在本质,我们才能进一步确认我们要走向的未来。对个人而言,研究这个美学不是要对每个人构成一种人生向导,而是至少让人们清晰他自身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如果在世界化趋势里,我们的存在是先进的;那么这种先进正是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先进。我们不能一说社会主义就自觉土鳖——我们须从制度的审美里——确切地说是在制度框架下的文化与文明的现代表述方式的审美里,重新确立我们与这种制度相适应的存在美学。

Q:贺敬之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我们都读过他的《回延安》,看过他的《白毛女》您在和贺敬之、峭岩等人的接触中,有什么启示和思考?

A:我对贺老的印象大致可概括为:思维敏捷、逻辑清晰、性格爽朗,豪迈,一看就是光明磊落之人,很有革命家之风采。又较平易近人,对后辈不吝关怀。他周围有许多诗人,可以称为左翼,但贺老本身作为曾经的文化部长,他的立场实际上不能论左右,而更以国家方针政策为马首是瞻,在他的文章或理论中是不能够见到片面之词的。就峭岩老师来说,他是一位军旅诗人,创作颇丰,可谓著作等身。他身上兼有军人之豪迈、帅爽及诗人之丰沛、细腻的情感。故其作品同样体现了这两种品性。纯粹的集体主义政治抒情与个私化的抒情诗,他都驾驭得很好,是位在诗创作中充分把一种社会责任与个人生命情感乃至职业道义使命的表达视为同等重要、并以此为修身齐家之道途的典型诗文家。

Q:您在和研究对象交流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A:交流的困难吗?我想说这种困难是被我以一定方式回避的。实事求是地讲,我缺乏与人交流的技巧与耐心,但是,这个不足并不威胁到我的研究。因为一般的交谈,接触,以及作为旁观者仅仅站在一边观察,从中收集相关信息或数据,这种操作方式,恰恰正是作为研究的一般途径。这很可比作中医的望闻问切,在中医的四个诊断法里,问,排到第三位;切,作为触摸法,排到最后。这说明,研究诊断一种情况,主要的方法还在于望与闻。问,只是为了进一步确诊——但是,文艺批评不是精确科学,它实际上反而需要“不确定”来更宽广地赋予文本意义。我的研究维度主要在作品上,我不会通过作者去确认一种判断,使得意义单一化,这对文艺作品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对优缺点的评价并不是基于一种流行很久的单纯的文本或语言学上的判断,而通常会从其时代、历史的渊源与背景中来分析其产生的条件与社会功能。这同样是为了避免文学作品本身被简化、单纯化。然而,这里亦有一种辩证法:我相信我作为一位评论者至少是把“充分理解并且努力客观”视为评论首要原则的一个人。这实际上就是说——我在对作品更周详的评价中实现了与作者本身的沟通。

Q:您接下来在社会主义美学方面还有什么研究计划吗?

A:这是一个系列,会陆续地随着有所发现,而有所生产。我要介入的不仅仅是诗歌,还有绘画、舞蹈、电影等。不过也有可能暂停,去从事其他创作。

Q:您是什么时候离开诸暨的?并选择在北京发展?

A:对诸暨,实际的情形是不能描述为“我曾经离开”——在我的个人感觉中,成为一个异乡人或移民的那种实质才可称得上“离开诸暨”。现在交通这么发达,有些人早上在中国,中午在法国,晚上又回到了中国——实际速度也许还要稍微慢一点,但差不多是这样,这是交通的趋势。它意味着我们的活动空间并没有把一个故乡或哪个地方隔离到一个可称之为“离开”的地方。我认为你提的这一点是在一个传统的地理交通体系里才可能。就像从前,一个小说家的叙述里通常会有“离乡背井”这种迁移逻辑。

我们会有多种理由离开——但都不是长久的。也许我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呆许久,因为会感到束缚,长期在一个地方呆着相当于长期服从一种秩序。我必须寻找新的场所,在新的秩序里发现我们自身的新的可能。去北京是因为我的诗友很多都是北漂。很久以前,当我第一次冲进腾迅诗歌论坛时,我认识的第一批诗人,就有一部分在北京,有的则在福建。选择北京,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我的现任伴侣是一位老北漂。

Q:就像我们经常写的那样,文学是您从小的梦想吗?

A:“从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记得有一次放寒假,我父亲让我就一次家庭合影事件写一篇作文,我很苦恼这种无聊的小事居然要诉诸作文。可见,那时之小,尚未有文学之好。但我在小学阶段,确实看了一些书,包括《天方夜谭》《聊斋》《红楼梦》(连环画本),以及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类小人书。我小时候接触的书里,童话是最少的。我外公那时订了画报,上面亦常常有小说改编的故事,人物、风物、文字,凡此种种,也许不无建立了一个我小时候的一种启蒙建筑。其实我想说,每个小孩都会喜欢文学,因为文学叙述的目的就是要引人入胜。区别仅仅在于接触不接触,接触什么,你被什么吸引,以及理解方式与理解能力的不同。

Q:平时喜欢看什么书?

A:看理论书。文史哲,历史与哲学方面居多。文学只是作为一个必须了解的对象去阅读。也许你会觉得我比较功利,不过——我的乐趣还真是在抽象阅读方面。如果有人告诉我谁谁写得小说非常好看,我一定不会去看;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谁谁写得小说写得像蒙田的随笔,或者像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暇想》等,或者像《瓦尔澄湖》,那我可能要去看,因为这样的小说或叙事已然接近哲学。但是一般来说重复的还不如原来的——我们当代人,不能被随随便便的故事抓去坐两个钟头。这样说当然,太过自命不凡,其实我现在也只是在絮叨,也企图浪费别人的时间。

Q:您是有灵感了才进行创作的,还是给自己规定任务进行创作的?

A:就诗歌来说,初期创作肯定源于灵感;而以后灵感将不再是唯一的途径。只是没有灵感,诗人之诗必然不堪一读,不能称诗。而在评论或理论性的写作,看上去不能依赖灵感,但实际上,你的陈述或者论述,调遣所有的词汇来完成或认证一种东西时,确实,依然需要灵感的在场。否则就是迟钝。我的写作有两个日常动力:一是受托写评;二是发现新命题,必须上升至理论,以正观瞻。大的计划也在这种动力的支配中。

人到中年,作为一名写作者,思考得东西会比较多,甚至比较神经质,这种状态下,灵感可能是一个常态,因为太多,可能在一个文本里已然不能显出是一种灵感的产物。就像一朵黑玫瑰在一片红玫瑰中是奇特的,而在一片黑玫瑰里却是平凡的。

Q:您最得意的著作是什么?

A:比较得意的著作也许是一部尚待筹资出版的百万余字艺术哲学类撰述:《梦、艺术、人本主义》。我在撰写它时,颇认为我在一种最彻底、最明晰的角度上阐明了艺术规律——较之以往的艺术哲学更透彻——它之所以透彻,是因为它不是从具体的艺术作品去谈论艺术,而是从历史、社会、人类的发展角度去谈论艺术,这样艺术的阐述便与社会、自然的宏观发展结构发生蝉联,可以更本质地看清艺术乃至人类活动之存在维度。不言而喻,我的这本书依然带有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痕迹。艺术的谈论看上去更像一种揭示后者的载体。我在这部著述里也探讨了“梦的原理”——这个主题源自一种反弗洛伊德的意见。我从个人经验与心理学界及精神分析学迄今为止的成就出发,试图对经典的弗洛伊德释梦心理公式进行二次推论,从而寻求以新的学说来替代弗洛伊德学说。也许你会奇怪,这个论述与文学乃至美学关系不大,与艺术也不存有直接的干系,那么它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放到与艺术、人本主义相提并论的位置上呢?——因为所探讨的都是关于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一些根本的动力引擎的构成机制。里面的问题都是现代科学尚未对其做出充分解释的领域。但我不是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解释这种问题不是我的任务;所以,我只是从艺术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谈论艺术者十分普遍,但是把艺术作为一个人类及其社会的本体论的逻辑推导载体,而且又在一种“如果不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无法揭示这类现象的根源”之逻辑上说明角度自身与纯粹的科学与科学哲学之探索方式的不同又殊途同归,即使不是前无古人,也必然为数不多。它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起源于我对艺术之癖好,终结于我对艺术在人类发展史上扮演的根本角色与启动机制的发现。这本书初稿完成于2014年,今年又差不多完成了它的一个十万多字的序言。

Q:您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当时的心情如何?

A: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是在2006年吧,诗歌作品,发在了河北省刊《诗选刊》。还是倍受争议的梨花体诗人赵丽华先生编选刊发的。心情不如何,因为赵编刊发别人的诗作远比我多。但是老实说,当有人高兴地通知我什么刊物录用了我的作品时,我对刊物的认识也是比较模糊的。我那时更喜欢论坛上的交流与自由发表。你知道吗,初写就倍受关注。所以论坛满足了我的表现欲。只是后来才从他人的态度里发现,发表在刊物上才是件比较了不起的事。曾经有编辑在编选我的诗歌时要求我取一个特别的笔名,说是万一成名了呢——他说这话虽然近似玩笑,但确实,在诗歌界,大家都有这么个认知,就是在大刊上发一作品,立马全国闻名。这也许是传说。就像我一直怀疑自己已成显家,但是总是有人更怀疑。

Q:您在文学创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对女性作家有什么看法吗?

A:创作中的印象深刻事件?也谈不上特别印象深刻。不过我对一种现象始终耿耿于怀,那就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当她很快写完了一本书,而有的人却在大势宣传某位专家花数十年功夫呕心沥血完成了一部煌煌巨著——这让我觉得好像有人在批评我写得太草率,太不严肃,于是乎仿佛可在学术质量上充分质疑我所撰述的东西等。其次,是作为女性,人们会觉得她的文字应该表现出女性的魅力——这是一种可辨性别的文字,带有母性、柔软的、包容的,甚至胭脂的味道等等。这真是令人无可奈何的事。如果我这样写,人们势必觉得“这是女性作者写的”。这种判断里本质上含有对女性视野与格局的某种轻视。当然,也不是说,女性特征的陈述就没有力量,就不能有深度——这当然也是一种谬解。我没有在女性的位置上想要自贬女性,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质疑我的作品,那我是很不高兴的。

Q:在您心目中,诸暨是什么模样的?

A:如果我有一个高音喇叭,我会把诸暨的几大特色经济板块经常性地对外广播:枫桥衬衫、大唐袜业、店口五金、山下湖珍珠、直埠鞋业、阮市炒货,乃至我们的农庄,我们的园林。这些板块经营的规模程度都算得上全国的佼佼者——在我看来,这就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诸暨。如果我们文学一点,那我们就要像詹姆斯叙述法国印象一样,诸暨是什么?是西施的故乡,是草籽炒年糕,是马剑发糕,团圆果,清明饺。如果我回到故乡,没有西施,没有这些小吃,我就会抱怨我的故乡已然人是物非,或者相反。

Q:谢谢您接受采访。欢迎您常回故乡看看!

A:那是一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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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贺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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